来源：浙江老年报   作者：徐汉松

　　1947年春节过后，父亲送我到隔壁三叔公办的“学堂”里读书。第一天上学，要给孔夫子像和三叔公（先生）叩头，还给同学分送糕点。中午，三叔公留我吃饭，这不仅是先生对本家族小辈的眷顾，而且还含有对学生的一份期盼，比如，这顿饭我必须吃葱、蒜，葱象征聪明，蒜象征善于计算。

　　三叔公的私塾，只能给学童启蒙而已。农民子弟读三至五年，能读信、写字和立简单字据，能打打算盘记记小账，就算是“识字人”了，运气好的可找个好饭碗，即使在家种田，也可少受欺骗，至少出门方便。做父母的就图这些，所以都想勒紧裤带送孩子去读点书。

　　可那时候，有几个父母能实现这一“奢望”。1947年，三叔公这所方圆二三里范围内仅有的私塾，一共只有十二三名学生，落后的教育与腐败的社会互为因果。

　　三叔公的学堂只开识字、珠算、书法三课，以识字为主。识字教材由浅入深，有《百家姓》《千字文》《唐诗》《论语》《中庸》《大学》等。上课不分年级，实行一对一教学，接受能力强的孩子学得也快。

　　私塾也教日常行为和各种规矩，如规定放学前要把字纸统一焚烧在字纸缸里。对不守规矩及背不出书的，常以戒尺相待，学生因而对先生极其害怕，背书时常有急得尿湿裤子的，逃学现象也常发生。

　　半年后，三叔公的私塾停办，我失学了。（作者系平湖市乍浦高级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