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上世纪50年代，被我国政府用美战俘换回的蔡启瑞如今已经102岁。他耗费半生精力研究化学模拟生物固氮课题，但生物进化经过几亿年，而蔡启瑞只有短短百年，这个题目的难度堪比“哥德巴赫猜想”，他电脑里那些“达·芬奇密码”般复杂的模型图，也成为未解的“蔡老猜想”。 

　　“战友”们都走了，这位“世纪院士”还在执着地求索 

　　床单、蓝色病号服，时间在厦门市第一医院的病房里静静流淌……病床上躺着一位102岁的老人——物理化学家、中国催化学科奠基人之一蔡启瑞。业内人士尊称他为“蔡先”，1914年出生的他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 

　　其实早在1990年他76岁时，蔡启瑞就主动提出“退休”降薪，办理手续，实际上成为“院士退休”第一人（当时叫“学部委员”）。然而“退休”后的蔡启瑞，还是天天一大早就来到实验室，年逾80还自学电脑，做复杂的模型结构图。这种家人都难以理解的坚持，一直延续到97岁，他的健康情况终于使他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为止，那年他摔倒了，之后就很少出现在公众眼里。 

　　蔡启瑞在钻研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课题——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固氮对于农业生产意义重大，人类能工业固氮合成氨，但要额外消耗能量和物质以提供高温高压条件；而生物可以在常温常压的普通条件下固氮成氨。蔡启瑞要用化学的方法，跟生物学习，但生物完成这一进化用了几亿年，而蔡启瑞只有一辈子。尽管蔡启瑞的这一辈子，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远比很多人长寿。但，远远不够。蔡启瑞的长子蔡俊修说：“刚进医院的前两年，他的脑子里还在构思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模型，长年累月地想，梦话里自然而然地喃喃而出这些极少有人能懂的‘密码’。我们常说，这是他的‘蔡老猜想’。” 

　　这是一条孤寂的路，最初与蔡启瑞同行的新中国化学第一代巨匠们——唐敖庆院士、卢嘉锡院士已相继离世，仅剩他还在病床上坚持着。1972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议，国家应该重视基础研究，周恩来总理批复同意。在这个背景下，由化学家唐敖庆领头，把惺惺相惜的蔡启瑞、卢嘉锡都纳入进来，他们成为最初的“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理论研究三人组。和蔡启瑞齐名，被誉为催化界“南蔡北闵”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院士，也于2016年3月7日在北京逝世。 

　　“故友凋零情意在，岂甘衰朽惜残年”，蔡启瑞不甘心败于自己的年龄，他曾无奈写下这句诗。老友们相继离世，留下他在病榻上坚持着，继续走在那条孤寂而非凡的路上。 

　　“我一天也不能等了！” 

　　半个世纪前，平素性格温和的蔡启瑞也曾“说走就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对峙，在美的中国专家学者，一概被滞留。这批人中，也有科学家钱学森。彼时的蔡启瑞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他心急如焚，年年递交回国申请，收到的都是拒令。直到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为条件，要求美国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法令。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提前放行，蔡启瑞是这11名留学生之一。 

　　后来的60年，蔡启瑞这个名字，和中国催化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出于国家的需要，1958年，44岁的蔡启瑞改行了，他放弃在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方向，就像他放弃国外的小汽车、保险金和优越的生活一样果断，从结构化学转行到催化领域，清零之前的学术成果，拒绝其他名校的邀请，回到母校厦门大学重新开始。那时中国最需要的是通过催化研究发展石油化工。但当时苏联将人才撤走，中国的催化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催化剂的研究是以“撒胡椒面”的形式进行。 

　　蔡启瑞提出了配位络合催化的理论，科学地指导催化学科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学术思想，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58年，他成立第一个催化教研室，接着又受教育部委托成立催化讨论班。后来从这个班走出了很多全国知名的催化领域专家学者，有人称之为中国“催化界的黄埔军校”，蔡启瑞因而成为中国催化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生张鸿斌回忆：“‘蔡先’不仅是化学家，也是能源化工发展战略家。”将国家命运时刻担在肩上，不为名利，也不求被人理解，做好自己就够了——蔡启瑞就是这样“硬气”的一个人。 

　　蔡启瑞的一个“缺点” 

　　 2009年，中国科协向国务院报送《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提出这些老科学家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活档案”。2010年，“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正式启动。 

　　前国际电化学学会副主席、89岁的田昭武院士撰写的采集工程文章中，有一节的标题是：人生楷模蔡启瑞。“因为蔡先不仅在科学方面是楷模，他的品格也是我们的楷模。”田昭武常跟学生讲，人生的价值是一个分数。分母是社会给予的东西，包括科研经费实验室等，分子是科学家真正给社会做了多少东西。有些科研工作者拿了很多经费，同一个题目申请好几个项目，拿了国家不少钱，但做了很少的成果，这样的科学家，分数值也许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但蔡先不一样，他的贡献很大，可是索取很少，有时候回报多了还不愿意接受，现实生活中很少见。”田昭武说。 

　　田昭武回忆，蔡先回国伊始学校给他评定为二级教授，当时王亚南校长给他定的薪资比较高。“当时他自己要求降为三级教授，恐怕很少人能做到。”田昭武说。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有人说，不擅长申请科研经费，可以算是蔡启瑞少有的一个“缺点”。 

　　蔡启瑞的朋友圈都是“泰斗”，唐敖庆、张存浩等好几任科学基金委主任都是他的老朋友，按理说，蔡启瑞得到认可、获得经费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莫名的倔强，一直没有通过这些关系去要经费。但他的科研成绩是世界公认的，他不开口，也会有项目主动找上门来。 

　　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资助蔡启瑞去国外学界交流固氮课题，蔡启瑞一路“紧巴巴”地节约食宿费。交流结束时，蔡先和学生张鸿斌说：“我们还剩下一点钱，等到你明年要回国的时候买一台计算机带回去。”他把省下3000元美金交给张鸿斌。张鸿斌果然买了一台计算机回来。1982年时，计算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是很奢侈的，国内少见。 

　　“蔡先很希望我们能够跟得上世界的脚步，早点用上计算机。”张鸿斌回忆说，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令他印象深刻，而蔡启瑞不止一次做出这样的事情，他早已见怪不怪了。 

　　医院病房里，这个一生倔强又温和、性格矛盾的老人，双目紧闭躺着。时间这位对手，蔡启瑞终究还是无法战胜，他的固氮梦想，也许此生难以实现。但是他此生的每一次进步，都向他的作品——“真理”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