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智慧的双眼既能读懂精密仪器中的每一个数据，又总能在纷繁世界中看清中国科技发展的形势。他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紧紧注视着的这两个方向。

    “他爱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他是一个像孩子一样简单的人，他是一个平凡的伟人。”电话里，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所研究员张开逊不吝用最美好的词汇来褒奖这位老人。

王大珩在第16届国际高速摄影与光子学会上

    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让王大珩负责筹建仪器馆的工作，新中国的光学事业从此开始起步。

    “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王大珩曾说，对他而言，在“没有”面前，他没有退却和逃遁，“没有”才意味着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

    从保存在光机所档案室里王大珩当年亲自做的预算和规划看，他“一生的追求”，从1400万斤小米开始，这是他当时所有的经费。

    1952年，仪器馆在长春建立。王大珩组织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技术人员，建立起光学物理、光学玻璃和光学机械等3个实验室和两个实验工厂。3个实验室繁衍为后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诸多研究室，两个实验工厂中的上海实验工厂已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光学行业骨干企业——上海光学仪器厂，长春实验工厂发展成为机械工业的骨干企业——材料试验机工厂。

    筹建仪器馆，王大珩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应用光学专业的龚祖同。龚祖同1938年回国后，就一直为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为研制光学玻璃而四处奔波。王大珩立刻任命龚祖同为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并郑重地把自己最看重的研制光学玻璃的工作交给了他，同时交付的，还有王大珩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和他在英国研究出来的光学玻璃配方。

    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为光学玻璃做了很多学术准备，也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的王大珩，为何把到手的机会让给别人？

    “说老实话，我何尝不想！这显然是一件谁做谁出成果、谁做谁出名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呢？”王大珩说，是责任！此时的他，心中只怀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搞出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至于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永远留下的是龚祖同的名字，他没有遗憾和私念，唯有祝贺和感激。

    同时，为了建立光学设计基础，王大珩在仪器馆亲自领导组建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培养出不少后来成为国内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仪器馆在他领导并具体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光学设计、像差理论和像质评价，光学加工和光学检验，光学玻璃配方，光学薄膜技术，光度和光学计量，精密刻划和光栅刻划等技术基础。

    其中，由他主持开设的光度、温度、长度等计量研究工作，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某些工作的技术基础。

    王大珩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1958年，《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了长春光机所研制出一批开创新科技成果：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第一台多臂投影仪、第一炉光学玻璃等等，俗称“八大件、一个汤”。

    在那个全国上下浮夸成风、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年代，这样的成果承载着太多科学以外的意义。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也让历史再次选择了王大珩。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国决定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在这项彪炳史册的大型工程中，王大珩带领近千人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我国第一台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以及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

    “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主动要求去扫厕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采取各种策略，保证了长春光机所所有军工项目的研制，不仅按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高质量的光学设备，而且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

    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也因此，1999年9月，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在公众面前最公开、最隆重的一次亮相。

　　他唯一一次“走后门”——给邓小平送信促成863计划

    863计划，是他生命中另一个重要标签。

    1986年初，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部长的王大珩，在参加完一个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著名演讲，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根据未来“星球大战”要求，要构筑起庞大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对尖端科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水平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苏联制定了“高科技发展纲要”，而法国也提出了“尤里卡计划”。

    中国该怎么办？部分专家认为，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力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我们也有经济实力的时候，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正在他焦急思索时，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先生来到他家。原来，陈芳允也和他一样，开完会后心情焦急难耐，就跑来找王大珩商量办法来了。

    当天晚上，王大珩就开始动手写《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因为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建议写完后，我除了和陈芳允商量外，又找到了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担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两位先生，请他们一起帮助斟酌。”他曾回忆说。

    他在建议书中写道， “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封“走后门”——经由王大珩的助手、邓小平的女婿递交的建议书两天内就得到邓小平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

    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批示，依据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了20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全面论证和多次修改，终于制定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获得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批准。这就是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的863计划。

    863计划实施至今，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数千亿元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科技在诸多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除863计划外，近20年来王大珩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1988年，建议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1992年，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并最终促成1994年中国工程院的建立；1993年，提出加强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纳米技术研究；2001年，提出“加快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