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和兄弟姐妹们的合影

    在王光美家的家谱上，这样记载着她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回国后在清末科举应试中，考取商科举人。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任农商部参事，后升至工商司司长、代理农商部长……王治昌是当时管理中国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北洋政府器重，曾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名人录》中，他被冠称当时中国政府内的“革新派”人士。

    王治昌学识广博，熟读经史，敬佩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业。1925年8月20日，他的留日同学兼拜把兄弟、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王治昌，愤而退出北京政坛，闲居北京西单旧刑部街，和妻子儿女们过起了平民隐居生活。日伪时期，他坚持不出仕为官。为了生活所计，他把相邻的两个院落先后出租，聊补炊米。解放后，年逾古稀的王治昌由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在京病故。

    王光美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世家，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她贤惠豁达，教子有方，曾冒险掩护和营救过多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她曾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第四届政协委员。董洁如的叔叔是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烈士。

    董洁如先后生下8个孩子，加上以前去世的夫人遗留的3个男孩，全家共11个子女。她对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爱，前夫人的3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许多认识董洁如的人，都敬佩她为人的风格。人们没见她着过急生过气，没听过她高声讲过话，显得慈祥恬静，自尊不争。她对所有孩子视同己出，对家庭精心呵护，王光美耳濡目染，也影响了她以后的家庭生活和人生理念。在“文化大革命”中，老人惨遭迫害，被关入监狱达四年之久，1972年7月病逝于北京秦城监狱中。

    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兄长，下有四个妹妹。每年入冬以后，是孩子们欢乐的溜冰时节。是时，孩子们每人拿个脸盆，争先恐后地去后院“泼冰”。有的孩子后来成了学校的滑冰队员。王光美除了爱好滑冰，还是学校的篮球队员，强健的体魄，是她后来战胜生活磨难的重要条件之一。

    王光美的十多个兄弟姐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四哥王光杰。后来改名为王士光，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之一。20世纪30年代，王光杰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专业。后来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姚依林、郑天翔等当时都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王光杰投身其中，不久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迁往西南内地，王光杰没有随校转移，而是留下参加抗日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并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王光杰在家里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王光美还帮他收听收抄过。后来，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找到王光杰，让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工作，地下党安排了一名叫王兰芬的女青年，以夫妻名义和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租房，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1948年王光杰从晋冀鲁豫根据地来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王光美见他需要手表，就把自己的表送给了他。四哥要王光美和他一起去根据地搞电台。王光美想了想说现在不行了，我可能要结婚了，并把和刘少奇的来往告诉了他。王光杰听了表情很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刘少奇是我们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杰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在电子行业德高望重。“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加上和王光美的关系，在秦城监狱被关了8年。在狱中他无事可做，就索性写起书来。在监狱里的小纸片上，他写满了密密麻麻的70万小字，足足钉了39本。出狱后，他一口气出版了12本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专业书。

    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几位抗战老战士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其中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空军英雄，曾打落八架半敌机的王光复。此次中国政府邀请旅居海外的89岁的王光复和夫人来华参加纪念活动。胡锦涛主席给他们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五哥王光复，抗日战争中，他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是一位优秀飞行员。他在对日空战中，先后驾驶战机打掉日寇飞机八架半（半架指与另一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抗战期间，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记录是九架，王光复居于第二位，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

    抗战胜利后，王光复曾回家一次。当时国共两党已现分裂，王光美和家里的兄妹们围住他七嘴八舌：你为什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投炸弹？王光复急忙申辩：“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投炸弹。”

    王光复在国民党军队里深受重用，曾任空军大学教官、飞行监察室主任、空军总部作战处长等。50年代初，国民党知道了王光复和王光美的兄妹关系，他因此而受到排挤。王光复一气之下，提前退役，携妻子和一儿一女离开台湾赴美国定居。改革开放以后，王光杰去美国访问时，这两个多年站在对立阵营的兄弟俩，在美国相拥而泣。时空的变迁，使许多记忆和情谊消蚀，许多东西化为过眼烟云，但一切都隔不断血脉和手足之情。晚年的王光美和王光复的联系越来越多，她的影集中，珍存着许多王光复过去和现在的照片。此时他们都历经沧桑，拥抱生命的夕阳了。

    二哥王光琦，曾为国民党总统李宗仁顾问，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赴任前他对熟识的胡珉父亲说，他要去北平了，但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胡珉父亲就推荐了女婿王光琦。当时国共内战时期，王光美的父亲非常谨慎。他多次盘问王光琦，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到一起。王光美和妹妹曾躲在屏风后面，好奇地偷听王光琦的解释。

    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后，聘请王光琦为经济顾问。北平解放前夕，王光琦拒绝离开大陆而留下来。后在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

    六哥王光英，因出生时父亲正出访伦敦，所以取名“光英”。他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美和他只差两岁，两人小时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充满儿时的欢乐。王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剧、看球赛，还当过拉拉队队长。他的朋友很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的房子，就租给了王光英一个同学宗德纯。后来王光英和他一起在天津办起了工厂。

    王光英先后两次表示要弃商参加革命，都未得其果。1944年，王光英看到兄妹们追求进步，也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地下党的负责人崔月犁在北海公园旁边的路上，约他谈话。王光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笑着说：“你不是在天津办了工厂吗？”王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个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是在延安。”崔月犁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你到了延安，党恐怕还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的话，王光英留了下来。

    1949年春，王光美陪刘少奇回到旧刑部街的家中，王光英非常高兴，穿上笔挺的西服，还为刘少奇买了一条围巾作为礼物。见面后，他对刘少奇说，自己刚30岁，不愿意当资本家了，要靠近共产党，或者搞技术。刘少奇听了对他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屁股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也可以为党工作嘛！刘少奇的几句话，明确了王光英一生的努力方向和座右铭。

    “文化大革命”中，王光英由于和王光美的兄妹关系，被捕入狱达8年之久。改革开放后，他创办了中国光大（集团）公司，任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围海造田等多项重大工程，参股建设了53层的京广大厦等5家酒店和大厦，从白手起家到拥有有百余家企业，使光大集团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晚年的兄妹俩仍一往情深，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当王光英说道，光美嫁给刘少奇，她无怨无悔时，王光美说：老哥，你也无怨无悔啊，你沾我的“光”沾得够戗！兄妹俩都有些动情。王光美见状对王光英说：我们先别动感情，我先给你拿点镇静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