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口非农化、城镇化、少子化、老龄化和移民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去了异国他乡、进入大小城市打拼，其中一些老年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甚至异乡和儿孙团聚一起生活，人口学称之为“流动老年人口”，媒体则形象地称之为“老漂族”。“老漂族”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在我们周遭的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老年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人口现象，既关乎老年民生、民权和民意，也关系到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的走向。仅就国内而言，国家卫计委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户籍不在原地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60岁及以上流动老年人口数量近1800万。虽然“老漂族”隐没在庞大的城市人口总量、建筑森林和异土异俗中，然而近2000万的流动老年人口无论如何是一个惊人的规模，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老漂族”出现，是母家庭和子家庭团结重建的需要，一方面是老年人的养老、照料和情感需要，另一方面是再创家庭的发展需要、儿孙的人力需要和孝心需要，常见的如需要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家务帮助、带孩子或者将父母接到身边尽份孝心。在快节奏的社会变革中，家庭代际之间的居住安排可能分离可能聚合，但只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保持某种亲密程度以及需要的紧迫性，亲子异地合住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现实性。
水土不服和代际冲突是老漂一族的共性问题
老年人异地生活会有诸多困难，可能遇到水土不服、代际冲突、乡愁难了、社会保障缺乏等问题。
首先是水土不服问题。这个包括了环境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水土不服”。生活环境的变化对老年人的社交、生活等产生重要影响。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人是文化的生物。中国文化重视熟人文化，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差序格局”概念说明了乡土关系、血缘关系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意义。到了陌生地方，因为文化差异，乡音难改的老年人容易在心理上自我认同为异乡人，很难将他乡认同为故乡，因此只有漂泊感而没有归属感。“异乡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必将导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隔阂，产生内心的孤独。心安处才是家才有家。老年人的漂泊感和孤独感来自于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其次是代际冲突问题。人和人的关系有点像刺猬，挨得近扎得慌，离得远没温暖。家庭是世界上“战争”发生最频仍的地方之一。尤其是当下，老年人更是缺乏传统尊老文化的保护而被边缘化。中国人的代际关系中比较难处理的是亲子关系，特别是婆媳关系。老年人有两个舞台和世界，一个是家庭的舞台和世界，另一个是社会的舞台和世界。老漂族属于异地养老，他们很可能因为失去外部世界而导致心情郁闷，退回“家庭世界”则容易激发代际矛盾。跨国异地养老容易遭遇广义的文化冲突，下一代很可能已经被异文化所同化，出现“中国人、外国心”“农村人、城市心”“家乡人、异乡心”这种人与心背离的情况。结果虽然是亲人，却很可能了无亲情，陷入更深的孤独。“老漂族”因为感觉为了子女的家庭付出太多却遭遇不公平对待，心中有怨恨却无处诉说，潜伏在冰山下的危机并不少。心理失衡的“老漂族”会对子女的一些过头话非常敏感，容易受伤和被激怒。“老漂族”的心理危机看不见摸不着，但恰如一柄双刃剑，极具杀伤力。“情绪炸弹”一旦埋下，只要引信点着，就会爆炸。
乡愁难了和社会保障缺乏是“老漂族”面临的重要问题
“老漂族”普遍患有“思乡病”，故土难回，乡愁难了。对于“老漂族”来说，离开家乡的最大风险，就是与熟悉的社会支持系统相脱离，造成生活的失重。老来思乡情更深，树高千丈叶归根。养老以安心舒心开心为上。年逾花甲，背井离乡，徘徊于亲情和乡愁之间，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
身体不舒服可以吃药，但心里不舒服就难解决了。很多“老漂族”不敢让自己闲下来，停下来就想老家。有些“老漂族”虽然经过了详细的身体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但就是觉得浑身不舒服。实际上是“老漂族”各方面不适应引发的心理病继而引发身体不适。作为“老漂族”，不妨主动融入社区活动、共融共生；尝试与小区里的其他老人多接触，建立友谊，如能找到投缘的朋友最理想。有些大半辈子从没分开过的恩爱夫妻，因为种种原因只好分居两地。如果老年夫妻两地分居，一定要经常打电话关心对方，用爱和温暖驱散空巢空心的寂寞和寒意。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户籍制度将一系列城乡社会制度二元化了。老来多病是一个规律，老年是疾病风险高发时期，通常医疗保障对老年人来说格外重要。由于当地没医保，“老漂族”最怕上医院更怕住院，外地老人往往面临异地不能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低等问题，或者异地报销耗时耗力实在“伤不起”。很多漂族老人有病宁愿扛着，或者自行在小诊所开点药缓解一下症状，或者平时看看中医，实在难受了或者得大病了才回老家看病。这种“同城居住生活却社保待遇不同”的情况比比皆是、由来已久。有些漂族老人病重失能，需要儿女照顾，更是增加了子代负担，也平添了不少内疚的心理压力，极大影响着漂族老人的生命质量和儿女家庭的生活质量。如是观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还没有建筑在“国民权利”基础上，没有充分考虑到处在边缘化状态的漂族脆弱老人他们渴望“一碗水端平”的社保诉求，社会福利公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晏子春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我们不妨称之为“橘枳变味效应”，讲的是环境的不同对同一种物种所产生的变异性。“老漂族”的异地养老也暗藏着“橘枳变味效应”，而且两地的文化、环境、生活习惯等反差越大，养老的不确定性、不适应性的风险也将越大。异地养老有几个风险点——对环境和文化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适应不适应，对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有没有思想准备有没有应对办法，养老有没有留后路等。异地养老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属于典型的风险决策。异地养老包括了迁居式、流居式和旅居式三种，异地家庭团聚式养老失去了自我养老的某种独立性，是有风险的。所以，对老年人来说，没留后路的异地养老当慎之又慎。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以自我养老为中心的多支柱混合养老时代。老年人要保证养老安全和老年尊严，就必须保证经济独立、住房独立、生活独立、决策独立和人格独立。不争的事实是，独生子女难防老，异地养老难上加难，不留后路的异地养老更是存在风险。成功的老龄化就是尽可能保持养老的独立性，减少养老的依赖性。自我养老的本质就是独立养老，但不争的事实是，自我独立养老的完整性将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挑战增大。比较而言，在少子老龄化和老年空巢化的情形下，我们可以看到独生子女家庭在养老方面缺乏回旋余地、也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独生子女父母要放弃幻想，自我独立养老是最值得提倡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穆光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