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2010—2015年间，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1.9%增长到14.3%；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此后不断下降。这促使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转变，求人倍率（人才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始终大于1。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要求我国进一步发掘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促进劳动力迁移提高劳动参与率。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长趋缓，2011年以来外出农民工增速逐年降低。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跨省流动农民工持续减少，所占比重从2012年的46.8%下降到2016年的45.3%。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后人口红利时期我国亟须理清并妥善处理的现实问题。

　　理论分析来看，老龄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不清晰。一方面，老年照料会增加劳动力的家务劳动时间，挤出市场劳动时间，从而可能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家庭中广泛存在着逆反哺的代际模式，老龄化促使老人承担更多抚养未成年人的责任，从而解放年轻人的劳动时间。这意味着，老龄化可能通过隔代抚育机制，抵消就业挤出效应，甚至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因此，需要客观研判老龄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上述两种机制在我国同时存在。养老压力会挤出市场劳动时间，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有显著负效应。同时，老年人为未成年人提供的隔代抚育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如果家中同时有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老年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效应是正的。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隔代抚育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为细致考察不同类型的老年人及其隔代抚育情况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将老年人按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分组，探究各自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按年龄分组后的研究结果发现，中低龄（60—75岁）老年人对劳动力流动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但其隔代抚育效应显著为正。即中低龄老年人需要的家庭照料较少，并且更倾向于提供隔代抚育，由此促进劳动力迁移。与之形成对比，高龄（76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隔代抚育效应不显著，同时需要更多照料，从而抑制劳动力迁移。按性别分组的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提供的隔代抚育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但女性老年人隔代抚育的正效应更大。另外，如不考虑隔代抚育，只有男性老年人挤出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劳动时间，女性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女性老年人本身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对老年人按健康状况分组的研究发现，只有自我评价健康的老年人的隔代抚育效应显著为正。

　　第二，老龄化的就业挤出和隔代抚育效应，主要作用于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村劳动力。为细致探究老龄化和隔代抚育对不同类型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按照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将农村劳动力划分为年轻/年长、男性/女性、高中以上学历/高中以下学历进行分析。按照年龄分组的研究显示，养老压力对年轻和年长的劳动力迁移都有显著负效应，但对年轻劳动力的影响较小。隔代抚育主要促进了年轻劳动力的迁移。相对于年长劳动力而言，年轻劳动力更易于就业、收入相对较高，未成年人数量增加会促使年轻劳动力外出就业以增加家庭收入，所以家庭中未成年人数量对年轻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为正。抚幼负担对男性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不显著，养老压力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负效应小于对女性劳动力的影响。因为养老抚幼负担更多由女性劳动力承担，这也导致老年人提供的隔代抚育对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更大。按照学历分组的研究表明，养老压力对高学历劳动力迁移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老龄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负效应，主要作用于低收入家庭。根据所在区域将农村家庭划分为东、中和西部家庭，根据家庭总资产情况将其划分为低、中和高收入家庭三类。分区域的研究显示，老龄化和隔代抚育对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家庭的劳动力迁移都有显著影响，但养老压力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负效应自东向西依次减小，这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自西向东的迁移方向有关。不同收入组的研究显示，隔代抚育机制对各收入水平的家庭劳动力迁移都有显著正效应，但对底层家庭劳动力迁移的促进作用更大也更显著。若不考虑隔代抚育，老龄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负效应，主要作用于低收入家庭。老龄化更不利于低收入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