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与城市之间人口老龄化进程、老龄产业、老龄服务业发展存在较大差别。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中国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后果,最后一定会落在农村;其二,若将服务保障与资金保障相比,前者更重要、更迫切。如果说过去这只是一个理论推断,那么,今天再到农村去看看,这两个判断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人口流动改变家庭养老
自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2亿多农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已经成了 “农民工”。但是,即使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意味着他们得不到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待遇,他们被称为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如果说古代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动,那么这些现代的被称为外来的、流动的人口,就是逐就业机会而动,一辈子可能都要为了生计而奔波、流落他乡。这一“动”的结果,就是远离家庭,难以顾家,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家中老人的尽孝。当他们老了,打工无着的时候,还得回到农村的家中养老,而他们的子女却再次义无反顾地走向城市。
这样的循环往复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劳动力缺乏,而一线城市和大、中城市,只要有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就会有来自外地的,主要是农村的劳动力来补充。所以,一线城市和大、中城市,人口老龄化相对于广大的农村,问题可能还不是那么突出。
然而,年轻人奔向城市,老年人则滞留在农村。当老人身体健康或仅仅偶有小恙时,自然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尚可自己照顾自己。但一旦丧偶,或者失能、失智没有自理能力了,谁来照顾他们?所以,如前所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一定会体现在农村,而且农村老人面临的难题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大的困难是服务、照料问题。
从数字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真相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城市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是9.7%,而农村则是10.9%,农村老年人的比重已经比城市多出1.2个百分点。十年之后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城市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到11.7%,而农村上升得更快,已经达到15.0%,比城市高出3.3个百分点。
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出”。据人社部提供的数据,全国的农民工总量,2009年是22978万人,2010年是24223万人,2011年是25278万人,2012年是26261万人,2013年是26894万人,2014年27395万人。在这6年中,农民工总量以平均每年3.6%的速度,保持着逐年增长的态势。
正因为如此,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已经是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了。其中前10名的排序是:重庆 (17.42%);四川(16.30%);江苏(15.99%);辽宁 (15.43%);上海 (15.07%);安徽 (15.01%);山东(14.75%);湖南(14.54%);湖北(13.93%);浙江(13.89%)。相信以上排列的顺序,肯定跟公众的一般印象大相径庭。其中除了东部省份可能是因为计划生育执行得坚决,所以老龄化程度较高,其他中西部省份的老龄化程度偏高,应该都是因为有大量中青年劳动者流动出省务工经商所致。因此,西南地区的重庆和四川,因为是人口流出大省而凸显老龄化较高的态势。
现在很多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强调本地老龄化发展速度太快,但是所披露的数据大多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2013年,上海市的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为28.8%,但若以常住人口为分母来计算,老年人的比重可能会下降到17%左右。
但反过来,因为中青年人都背井离乡去城市务工经商,农村留下了近5000万“留守老人”困守空巢。“十三五”期间,农村的老年服务问题必须摆上议事日程。应该看到,这是市场经济拉动的大潮,个人和家庭实际上是无力抗拒的,因此主要的责任还是要落在社会和社会管理者身上。要求“人在外打工身不由己”的他们“常回家看看”,并不现实。因此,农村老年服务的社会化是中国社会必定要做的事,政府和社会直接对农村老人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照料,应该比给现金津贴更重要。
改善农村老龄人口服务的尝试
实际上,“十二五”以来,已经有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其他社会各方开始主动考虑如何富有成效地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服务。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村地区,无论是本土的农村合作社领头人,还是外来的经营现代农业企业投资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样的设想:是否能够让农村的老人,以土地来换取必需的日常生活照料服务?经营农村合作社或投资现代农业,都需要将农村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那么,让老人将自己名下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转让给上述经营者或投资人,而经营者或投资人则相对集中地全面负担为老人提供生活起居、日常照料的责任。当然,这样的服务照料必须是终身的,不折不扣一直持续到老人离世。
在经济基础较差的农村地区,是否可以尝试让老人家中的中年人或年轻老人照顾自家的老人,政府则给予适当的经济补贴。出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女性到40岁以上,男性到50岁以上,就进入了就业困难期。如果回家照料老人就意味着经济收入丧失,可能大多数人还会在外继续打拼;如果回家照料老人能够得到政府补贴,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就可能会有很多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首先是倡导自家人照顾自家的老人,然后向外扩展去照顾别人家里的老人,逐步扩散渗透,以根本解决老年服务问题。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这恐怕是一个花钱最少、最经济实惠的服务方案。
其实,这也是个国际潮流,北欧国家首创的家务劳动“社会工资”,然后传到欧美,现在东亚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已经或正在考虑出台类似的老年服务政策。
当然,为了实现良好的老年服务效率和效果,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规划并规范适用的服务方案;然后对服务的过程进行监管,主要是经常性地探视老人,对老人的服务需求和服务者的服务效果进行评估,以及组织活动向提供服务者传授老年服务的专业技术和技巧。具体的操作则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去实施。
要倡导相关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民办非营利性质的、有相当规模的专业老年服务机构,将其专业化的服务向基层延伸。先在农村的基层社区设立老年服务中心,为失能、半失能、失智的老人提供日间照顾服务,也为健康老人提供文化娱乐服务。然后,由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向居家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在实行集中提供老人生活服务的地方,社会组织可以主动接受企业或者合作社的委托,与机构本身的服务延伸结合起来运作。在实行家庭照顾方案的地方,社会组织要负责组织活动,向承担服务照料责任的家庭成员传授老年服务的知识,以及对服务者进行考核评比的任务。
在服务过程中,必须有社会工作机构介入,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方法,对老年人服务的供需双方进行专业性的干预,社会工作者负责组织老人参加文化娱乐和保健康复活动,评估老人的服务需求,评估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效率和效果,并提供心理上或其他必需的专业支持。
总而言之,要做好农村老年服务,一定要创建一种社会化、专业化、差异化的老年服务的体制和机制,以使得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再到老人的家庭和老人本身,都能够在这些日常生活服务照料的过程中,实现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参与和分享。（本报记者 张孔娟 徐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