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世界各国的人均寿命都有增长，这是人类生活进步的成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的预期寿命增长了5岁，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快增幅。2015年全球人均寿命为71.4岁，其中男性69.1岁，女性73.8岁，女性比男性高4.7岁。我国的人口统计也显示了这种趋势：2015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76.34岁，其中男性73.64岁，女性79.43岁，女性比男性高5.79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越高龄人口中女性的比例越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被称为“老龄的女性化”。随着国际社会将性别平等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老龄化问题，成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特别是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化大会以来的国际趋势和中国实践。

　　女性平均预期命长不等于平均健康寿命长 

　　平均寿命是特定人群生存的平均年数，它以死亡为终点，表示生命的长度。平均健康寿命，是指除去疾病和残障，在良好状态下个人的平均生存年数，其终点是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体现了生命的质量。平均寿命是健康寿命和寿终前依赖期（需要看护或罹患影响日常生活疾病时期）的总和。女性平均寿命长并不等于生命质量高，当下国际社会更为关注的是健康寿命，延长健康寿命是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的理念。

　　2015年，一份覆盖全球188个国家的健康寿命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日本人的健康寿命最长，男性为71.11岁，女性为75.56岁。当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为80岁，女性则超过86岁。按照上述数据，日本男性要在寿终前依赖期生活9年，而女性则为11年。

　　能够查找到的中国人平均健康寿命为64岁（2003年），其中男性63岁，女性65岁。参照2005年数据，该年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为72.95岁，其中男性为70.83岁，女性为75.25岁。这意味着中国男性要在寿终前依赖期生活7.83年，而女性则要生活10.25年。

　　老年女性平均寿命长并不意味着生命质量高。特别是女性的高龄化时常伴随着较高的发病率。躯体衰老的病变困扰着老人，特别是老年女性。得不到家庭和朋友的陪伴，没有适合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和设施，没有社会帮助等诸多因素，使老年女性健康陷入困境。医疗费用昂贵且增长过速，缺乏医疗和社会保险，没有足够的老年保健常识，使老年女性有病而不敢或不能看。贫困致使贫困老年女性的健康状况恶化，处于贫血、营养不良、脱水、体温过低、虚脱甚至死亡的威胁中。

　　女性照顾能力强不等于女性能受到更多照料 

　　首先，女性照料能力强很难体现在享受照料上。“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决定了女性较强的照顾能力，也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从事着“照顾”的三重角色：照顾丈夫，照顾孩子，照顾自己。老年女性出于对家人的关爱，往往充当家庭中的“八大员”：保育员、采购员、炊事员、清洁员、保管员、饲养员、辅导员。对有经济能力和身体尚健康的老人，晚辈人也不乏“啃老”现象。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和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使老年女性经常把其他家庭成员利益放在自己之上，不自觉地忽视自己的利益和健康。而养老问题的关键是在失去生活能力时得到照料。当老年女性失去生活能力、需要照顾时，反而难以得到家庭成员的照顾了。

　　其次，传统文化更容易使老年女性陷入晚年孤独和无助的生活中。女性的平均寿命一般比男性长5~7年，但其长寿的背后却是高丧偶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丧偶老年女性已达2881万人左右，占丧偶老年人口的70.7%，是同龄丧偶男性的2.4倍左右。在很多文化中，老年男性丧偶后，往往很快再婚，找一个年龄小的女性照顾他；老年女性丧偶后，很少再婚，不仅因为高龄女性再婚的机会少，还因为很多文化对老年女性再婚有许多限制。这样，老年男性一般都有女性照料到生命终点，而老年女性却因寿命长和社会限制，不得不独自面对悲伤、孤独、病痛、恐惧和无助，。

　　再次，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也常常复制和反映在老年人的社会服务体系中。一方面，由于老年女性的自我照顾能力强于老年男性，也由于老年男子的经济能力高于老年女性，真正能够享有老年社会服务、进入老年社会服务体系的多数是男性，尽管同龄的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另一方面，从提供服务者的性别看，又往往是女性，包括老年女性。尽管她们也是老年行列的一分子，但她们更多是老年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享受者。

　　老年女性的贫困化亟待关注 

　　老年女性的贫困化也是世界趋势。衰老很容易加深或扩大贫富差距，富有的老人常能保持他们的经济地位；而收入低者，如果生病或找不到有报酬的工作，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在很多国家，单亲母亲、残疾老年女性、有色人种老年女性、贫困地区农村老年女性，极易成为比较贫困的人。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呈现出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贫困老人比例高等特点。截至2012年底，中国有失能老年人3600万，高龄老年人2200万，空巢老年人9900万，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2300万。研究者们通过对老年人户籍、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劳动参与率、社会生活参与率、收入、个人资产、社会保障、家庭保障、依靠家庭成员供养或照料、自我保障、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精神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女性、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不好、独居、保障程度差、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贫困也使老年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严重挑战，老年人权利受侵犯的事件各国均有发生，在受虐待、被遗弃，甚至被迫自杀的老年人中，多数是无配偶、无职业、无文化的贫困老年女性。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老年群体的调查显示，农村老年妇女遭受家暴的比例（9.4%）显著高于城镇老年妇女（5.0%），城乡老年妇女受家暴的比例均高于男性。由于贫困老年女性长期处于依附地位，不得不委曲求全，缺少为自己权利和尊严抗争的能力。老龄歧视、性别歧视和贫困歧视，使老年女性贫困群体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

　　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老年妇女人数超过老年男子，且年岁越高超过越多，老年妇女的境况必须成为采取政策行动的优先领域。在所有政策、方案和法律中保证纳入社会性别观点是至关重要的。”老年女性问题最充分地反映了老龄问题的特征和本质,致使国际社会有“老龄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是老年女性问题”之说。这种现象和趋势，应当引起学术界、妇女界和政府决策者的充分认识。

　　（作者为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刘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