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数据，对养儿防老中的“儿”和多子多福中的“子”进行概念界定，采用Logistic模型和Ordinal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些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农村老人晚年幸福生活而言，有无子女比有无儿子更重要，有无儿子对农村老人晚年生活满意度影响依旧较为明显；多子女会增加农村老人对晚年生活的整体幸福感，但儿子数量这一作用并不显著，多子多福不再特指儿子；有配偶，身体健康的农村老人更倾向于独立养老。
关 键 词：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养老服务
作者简介：乐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3；肖荣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3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那就意味着长达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在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余年后，我国人口环境出现生育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翟振武，2014)。微观上对家庭户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家庭内部各代人口数量方面发生了相对变化，家庭规模逐渐减小，核心家庭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家庭保障功能弱化(Goode，1963；郭志刚，2008)。而养老保障制度却存在城乡差异，城市更多地依靠单位与社会来解决养老问题，农村养老的重任却完全落到了家庭之上(乐章，2005)。即便是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也处于计划生育和老龄化研究的附属地位(宋健，2001)。学者曾毅(2001)在人口迁移的背景下推测，到21世纪中叶，中国农村的老年人比例要高于城镇，达到26%。中国农村出现“少子女老龄化”，老年人晚年生活保障令人堪忧。
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人力自然储蓄基础之上的家庭内部资源代际交换机制，是一种家庭代际间互相供养的反哺型模式(费孝通，1983)。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家庭养老保障的人力基础，有学者就孩子数量与家庭养老能力展开探讨，夏传玲、麻凤利(1995)认为“随着子女数下降，家庭养老功能将削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没有直接影响，或影响甚微。桂世勋、倪波(1995)构建的老年“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也验证这一说法。而郭志刚(1996)对以上观点产生质疑并进行论证，得出子女数对于老年人家庭供养存在显著作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我国代际经济流动的主流(郭志刚，1998)。有的学者依据Becker的“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模型”，探讨子女数量、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养老间的关系，得出重视子女教育能够有效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而单纯子女数量的增长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不大甚至是负面影响(石智雷，2015；牛楠、王娜，2014)。另外，严格的父系家族体系和从父(夫)居形式，导致了在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的过程中存在性别差异(Yang，1996)。许琪(2015)就家庭内部养老分工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性别分工模式主要出现在农村；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都超过儿子，但就总体看在当代中国家庭中，儿子在赡养父母时的总效应依然显著大于女儿。
综上所述，关于子女与家庭代际支持关系间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子女的数量、质量及性别差异等几个方面，但具体到农村特色生育文化情境下的研究却很少。中国农村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对于子女无论是从性别上，还是从数量上较城市有更深的情怀，具体体现在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有学者指出随着时代发展，这些传统观念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1]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还存在吗？其含义有发生变化么？据此，本文展开进一步讨论：首先，介绍我国农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文化背景；其次对养儿防老中的“儿”进行分解，分别考察是有无儿女，还是有无儿子可以保障农村老人生活；再次，对多子多福中的“子”进行分析，分别验证是多儿子多福，还是多子女多福；最后得出结论并讨论。
一、数据、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11年进行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包括450个村/社区、1万余户家庭以及1万7千余个体数据。其调查对象年龄均在45岁以上(包括45岁)，旨在收集一套老年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老年人，故剔除户口为城镇和年龄小于60岁的样本，最终得到5244个个体样本。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就严格执行，但中国农村在养育子女方面，子女规模仍旧较大，拥有3个及其以上孩子的样本达到68%，男孩偏好仍然非常显著，有儿子的样本将近80%。这种现象与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的生育观及农民对养老风险的认知难逃关系。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中国人流传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关于这一传统观念的释义有两种：一种为泛指养儿女以防老年无依靠，一种特指养育儿子防备年老。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就承担着养老功能，而养老功能的发挥主要依靠子女的“反馈”，因而有无子女成为养老是否有保障的一个重要前提。据此，提出假设一：相比没有子女的老人，有子女的老人晚年生活更有保障。在有子女的基础上，由于女儿出嫁后一般从夫而居，与儿子相比，其居住距离远，照料的可及性不高；另一方面，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产量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男性在从事农业生产更具有优势，因此农民有着很强的男性偏好。只有儿子才能辅助家庭完成生产任务，保证生产资料来源的获得，只有儿子才能合法继承家庭的财产，只有儿子才能保证姓氏的沿袭，并承担相应的祭祀功能。儿子是养老送终最可靠的“资源”，[2]相比之下，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二：相比没有儿子的老人，有儿子的老人晚年生活更有保障。
多子多福是养儿防老基础上的延伸，是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农民防范风险的理性选择。传统的小农经济通过家庭成员分工即男耕女织来满足整个家庭需求。这种自给自足的特性导致每个家庭成为社会上独立的基本单元，生活条件相同，但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太多的联系。为了防止因为婴儿的死亡而导致家庭的瓦解，保障功能的缺失，人们更倾向于多生。然而在传统的父系社会中，女儿被认为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只有儿子才能保证“香火”的延续，所以多生即指多生育儿子，人丁兴旺是一个家族的传承能力与经济实力的象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三：儿子数量越多，老人在代际支持方面得到的越多。随着时代的变迁，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劳动力迁移的背景下，子女代际支持中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明显提高。[3]多子多福中“子”的含义由儿子向儿女转变，认为多子女能提供更好的养老保障，能让老人安享晚年。鉴于此，提出假设四：子女数越多，老年人在代际支持方面得到的越多。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文的因变量设为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涉及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方面内容，分别为“是否得到来自子女、孙子女及其他亲戚经济支持？”“在遇到生活困难时能否得到来自配偶，子女，父母，孙子女等其他亲戚帮助？”“一周内感到孤独的频率”。除以上三个变量外，本研究又加入一个综合指标，即生活满意度，代表农村老人对晚年生活质量的总体感知。其中，是否得到经济支持的答案选项为：“是=1，否=0”，生活困难是否得到帮助的答案选项为：“是=1，否=0”，孤独感频率的答案选项为：“5-7天=1，3-4天=2，1-2天=3，＜1天=4”，生活满意度的答案选项为：“不满意=1，不太满意=2，比较满意=3，非常满意=4，极其满意=5。”据统计，样本中57.97%的老人能够得到经济支持，85.69%的老人在生活困难时能够得到帮助，76.95%的老人一周内有孤独感的频率小于3天。从农民对生活状态总体感知来看，大部分老人(占84.6%)对目前的生活表示满意。自变量设有4个，包括是否有子女、是否有儿子、儿子数量、子女数量。其中是否有子女和是否有儿子是养儿防老模型中的重要考察变量，两者皆为虚拟变量。儿子数量及子女数量是多子多福模型中的重要考察变量，两者皆为定类变量，分成1个、2个、3个及其以上三组进行比较讨论。控制变量涉及3个层面总共有8个，其中农民个体层面的变量有5个，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水平以及身体状况。社会保障层面的变量2个，包括是否参与新农保、是否参与新农合。居住安排方式1个，即是否与子女同住。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与影响方向预测可见表1。
考虑到本文的因变量分别是二分类变量(是否得到经济支持，在遇到生活困难时是否能得到帮助)和序次变量(孤独感的频率，生活满意度)，不满足线性回归因变量必须是连续变量这一基本条件。因此，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和Ordinal Logistic模型。在具体方法上，为验证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些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五步回归来实现：第一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析有无子女是否为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幸福的关键因素；第二步，剔除无子女的样本，在有子女的基础上，分析儿子是否真能达到性别期待；第三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探究是否儿子越多老年人晚年生活越有保障；第四步，在不区分子女性别的基础上，探究子女数量对老人晚年供养的影响。
二、是否有子女、是否有儿子与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养儿防老模型Ⅰ以有无子女为自变量，“儿”的含义由儿子拓展到儿女，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经济支持、生活帮助、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4个方面回归模型，总体检验十分显著，9个解释变量分别解释了经济支持、生活帮助、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4个模型的8.5%、4.9%、4.8%和2.5%。有无子女这一变量在经济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两方面偏回归系数显著，有子女的老人得到经济支持，对生活满意度高的概率发生比分别是无子女老人的12.51倍和1.386倍，验证了郭志刚(2002)的存活子女数从有到无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的结论。[4]虽然在生活帮助和孤独感频率两方面，有无子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偏回归系数都为正值(0.172，0.131)，表明拥有子女的老人可能会在遇到生活困难时容易得到帮助，孤独感的感知频率比较低。总体来看，子女是农村老人晚年生活保障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剔除没有子女的样本，进一步探索农村男性偏好对农民养老的影响。养儿防老模型Ⅱ以有无儿子为自变量，“儿”的含义特指儿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有无儿子这一变量在经济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两方面偏回归系数显著，有儿子的老人得到经济支持，对生活满意度高的概率发生比分别是只有女儿老人的1.280倍和1.187倍，说明儿子是农村老人经济支持的重要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无儿子依旧没有通过生活困难帮助和孤独感两方面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在孤独感感知方面，偏回归系数为负数(-0.058)，表明有儿子的老人与只有女儿的老人在生活帮助和孤独感感知频率上无显著差异，甚至有儿子的老人会比只有女儿的老人更容易感到孤独。
结合表2、表3统计结果，可以发现3个层面8个控制变量在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经济支持、生活帮助、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4个方面的回归结果中呈不同程度的显著。年龄变量通过经济支持、生活困难帮助、生活满意度三方面的检验。年龄越大老年人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衰退越快，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降低，故年龄越大得到经济支持和生活困难帮助的发生比就越大。年龄同时也是一种人生履历的象征，年龄越大，对生活哲学的感悟越多，因而生活满意度也较高。性别变量只通过了孤独感频率检验，显示男性低孤独感知频率的发生比比女性增加20%左右，即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孤独。孔祥智、涂圣伟(2007)指出女性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经济状况和自我保障能力较差，对生活缺乏安全感。[5]婚姻变量除在生活满意度方面不显著外，在经济支持、生活困难帮助和孤独感频率三方面都呈统计性显著。具体讲，有配偶并共同居住的老人在经济支持方面，会比其他婚姻状态的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发生比减少30%左右，但在获得生活困难帮助和孤独感感知频率低方面，分别是其他婚姻状态老人的2.5倍左右、2.7倍左右。由于子女外出务工或者结婚分户，老人会有一段时间处在空巢期，“少年夫妻，老来伴”，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有配偶的老人可以通过相互扶助来解决一些老年问题，这与郭志刚(2008)的结论一致。[6]文化水平变量在生活困难帮助和孤独感频率两方面同样呈显著性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村老人得到生活帮助的概率发生比会增加，孤独感感知频率会降低。身体状况变量是唯一一个通过四个方面显著性检验的变量，相比身体状况良好的老人，身体状况差的老人会更需要经济支持、生活困难帮助，孤独感的感知频率会增加，生活满意度会下降。可见，健康对老年人晚年生活十分重要。新农保变量在孤独感感知频率和生活满意度两方面偏回归系数呈显著性，但在经济支持方面却未通过检验。王增文、Antoinette Hetzler(2015)认为新农保若想取代养儿防老这一传统的保障形式成为主要的养老保障机制，取决于新农保制度的相对福利性大小。[7]而目前，新农保待遇水平比较低，“养老钱”并不能真正养老。新农合变量除生活困难帮助方面不显著外，其他三个方面都呈显著正相关。居住安排方式上，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生活遇到困难时，更容易得到帮助，其孤独感的感知频率也会比较低，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发生比会增加12%左右。
对比模型Ⅰ与模型Ⅱ，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子女在农村老人晚年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获得和生活满意度两方面；第二，无论是经济支持获得，还是生活满意度上，以有无子女为自变量的养儿防老模型Ⅰ的风险比远大于以有无儿子为自变量的养儿防老模型Ⅱ(12.51＞1.280，1.386＞1.187)，因此，相比有无儿子，有无子女更重要。
三、子女数量、儿子数量与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多子多福模型Ⅰ以儿子数量(1个，2个，3个及其以上)为自变量，纳入3个层面8个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整体显著性很高，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综合指标生活满意度来看，相比1个儿子，2个、3个及其以上的儿子数，没有呈统计性显著，即儿子数的增长对农村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从养老内容涉及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来看，儿子数量在经济支持和孤独感感知频率两方面上通过检验，并呈显著正相关。具体来说，相比1个儿子的老人，2个儿子的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发生比增加了16.7%，有3个及其以上儿子数的老人该发生比的增加达到48.4%，也就是说儿子越多的老人得到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大。相比1个儿子的老人，2个儿子的农村老人在孤独感感知频率上会降低15.7%，而3个及其以上的儿子数没有呈现显著性。这种情况跟和尚挑水的故事有些相似，1个儿子通常要独自承担全部的养老责任，在众多的社会角色扮演中难免会分身乏力对父母照顾不周，2个儿子的情况下则一般至少有1个儿子留在身边进行照料，离得远的儿子则更多的提供经济支持，老人在生活和经济上的需求能充分得到满足，孤独感下降。而当儿子数达到3个及其以上时，兄弟之间就容易出现搭便车，相互攀比不赡养的情况。在生活照料方面，儿子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但从系数可判知其影响方向(系数为负值)，儿子越多，老人在遇到生活困难时越容易得不到帮助。总体上看，儿子数并不能增加农村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但在经济支持和孤独感感知频率上，儿子数的增长能带来明显的作用。
多子多福模型Ⅱ以子女数量(1个、2个、3个及以上)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子女数量通过综合指标生活满意度模型检验，相比1个子女的老人，子女数达到3个及以上的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高的发生比增长20.1%，表明子女数多的老人生活满意较高。在经济支持方面，子女数同样通过显著性检验，相比1个子女的老人，2个子女的农村老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发生比增长48%，3个及其以上子女的农村老人该发生比达到105%，即子女数越多，农村老人越容易获得经济支持，特别是当子女数达到3个及其以上的时候，老人肯定会得到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在生活困难帮助和孤独感频率两方面，子女数的偏回归系数都为正值，风险比呈增长趋势，但这一关系并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结合表4、表5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3个层面8个控制变量在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经济支持、生活帮助、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4个方面的回归结果中呈不同程度的显著。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越大，其获得经济支持和生活困难帮助的概率发生比越大，生活满意度越高；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孤独；有配偶并共同居住的老人会减少经济支持的获得，但会增加获得生活困难帮助和低孤独感的发生比；老人的受教育水平也会影响其获得生活困难帮助和孤独感的发生比；老人的身体状况更是影响到老人晚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保障层面看，养老金的领取并不能产生明显的替代作用，但在减少孤独感，增加生活满意度方面作用显著；参与新农合在增加经济支持，减少孤独感，增加生活满意度方面作用显著；从居住安排看，与子女同住的老人获得经济支持和生活困难帮助的发生比增加，孤独感的频率下降，生活满意度增高，居住安排是影响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较多子多福模型Ⅰ和多子多福模型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第一，多子女会增加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而单纯儿子数的增长，这一作用不显著；第二，父母得到经济支持比例随着子女人数的增加而上升，多子女比多儿子在老人经济支持的获得上更有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与农村老人晚年生活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得会比较幸福，主要表现在经济支持和生活满意度方面，有无儿子对农村老人在这两方面也有显著影响，其中有儿子对农村老人晚年生活满意度影响较为明显(有无子女模型中生活满意度的风险比为1.386，有无儿子模型中的风险比为1.187)，总体来说有无子女比有无儿子更重要；多子女会增加农村老人对晚年生活的整体幸福感，但儿子数量这一作用并不显著，多子多福不再特指儿子；有无配偶和身体状况对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影响较大，有共同居住的配偶并且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村老人在经济支持、生活帮助、精神慰藉三方面对外界的依赖较小，更倾向于独立养老。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仍有以下几点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儿”的含义由儿子扩展到儿女，“子”的含义也由儿子延伸到子女。在中国农村，性别决定子女在父母的老年支持中是否起关键作用，但随着“养女也能防老”观念的兴起，[8]女儿在赡养父母方面起的作用逐渐增大。儿子和女儿在养老支持的性别差异，虽在模型Ⅱ中稍有体现，但还不能具体说明，有待进一步讨论。
第二，新农保在农村养老经济支持中的替代作用不显著。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但新农保并不能成为农村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对老人获得其他经济支持并无替代作用，子女仍然在农村老人经济支持中承担重要角色。经济的发展需要充分自由的人才和劳动力，现代化的深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家庭经济功能中的生产功能逐渐萎缩。[9]一个人要想体面地生活，必须离开家庭，走向社会，然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家庭养老。社会应该在农村养老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完善农村的养老机制。
第三，子女变量在日常照料、精神慰藉方面对农村老人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以至于人们在考虑农村养老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钱养老，忽略了农村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长期转移，空巢老人的出现，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遥不可及。在农村，只要老人有劳动能力就不会放弃劳动，物质上满足日常所需，生活上大多自己照顾自己或老年夫妻相互扶助，老人成为农村养老的最主要的力量。对于老人来说，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同等重要，因此，要提高对农村老人生活照料、精神赡养的关注，改善农村老人老年生活状况。
原文参考文献：
[1]于长永：《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及转变趋向》，《人口学刊》2012年第6期，第40～50页。
[2]Mutharayappa R.Is Son Preference Slowing Down India's Transition to Low Fertility.National Family Health Survey Bulletin 1997,(4):1～4.
[3]宋璐 李树茁：《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0～21页。
[4]郭志刚：《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02年第1期，第37～42页。
[5]孔祥智 涂圣伟：《我国现阶段农民养老意愿探讨——基于福建永安、邵武、光泽三县(市)抽样调查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71～77页。
[6]郭志刚：《关于中国家庭户变化的探讨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3期，第2～10页。
[7]王增文Antoinette Hetzler：《农村“养儿防老”保障模式与新农保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7期，第46～56页。
[8]张翠娥 杨政怡：《现代性、子女资源与农村居民对女儿养老的态度——基于江西寻乌县的定量分析》，《软科学》2014年第1期，第115～119页。
（本文刊于《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