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一些青壮年人口,这首先直接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将造成我国农村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更是难上加难 

　　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及其应对问题仍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现在到了应该高度关注和研究的时候了 

　　一个封闭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主要由出生、死亡两大人口变动决定，但对一个开放地区来说，其人口老龄化则要受出生、死亡和迁移三大人口变动的综合作用。就我国全国的人口老龄化而言，可以看作主要是由出生、死亡两大人口变动决定的。但城乡及各省区（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口老龄化，就不能忽视省际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城市化首先直接加快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人口城市化与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两大主题。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村人口，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的心理倾向、文化素质、生活习惯、劳动技能等，都使他们比较容易满足现状，安心待在农村，不愿再背井离乡，迁向一个自己尚不熟悉的城市环境中去。而一些比较年轻的农村人口则相反，他们具有脱离农村、向往城市的强烈愿望，而且城市里也往往更加需要这样的年轻人。这样就使得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一些青壮年人口。根据我们对中西部七省的调查，在被调查的6548名农村劳动力中，“不打算外出打工”者和“意愿外出打工”者大致分别占六成和四成，而在“意愿外出打工”者中45岁以下年轻人占71.23%，“不打算外出打工”者中45岁以上年龄较大者则占60%以上，二者的年龄结构正好相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东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迁入人口更是以年轻人口为主，其中，仅20～39岁的“80后”和“90后”就约占六到七成。

　　由于农村年轻人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所以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首先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乡城迁移人口规模比较小，农村年轻人口的外迁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自1990年开始，乡城迁移人口规模及其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开始逐年增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乡城迁移人口规模进一步明显增大，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相应更加显著。到2010年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10.06%，比城市地区高出2.26个百分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化将首先直接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农村地区大致在2006年、早于城市地区7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省际人口迁移加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我们发现，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省际人口迁移，更是加剧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我国人口迁移日趋活跃。从省际人口迁移看，迁出人口主要来自中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人口迁入地则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迁出率超过5%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9省区都分布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些省区的迁出人口基本上都在200万人以上；而迁入率超过6%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7省市，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省市的迁入人口规模也基本上都在250万人以上；迁入人口的分布相对迁出人口更集中。

　　本来，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密切正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水平也比较高；与此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老龄化水平也比较低。但日益活跃的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体，主要表现为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人口向东部较发达城市地区迁移的省际人口迁移及其区域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重塑了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地区分布格局。大规模人口迁入的东部地区，老龄化程度有所缓解；大规模人口迁出的中西部地区，老龄化的发展则相对加快。如2010年东部北京、上海、江苏等流入人口规模基本在400万以上的发达省市，老龄化率都超过10%；中西部安徽、重庆、四川等流出人口规模超数百万的欠发达省区，老龄化率也都超过10%。

　　毫无疑问，两类地区决定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东部发达省市的老龄化，主要是由于本地的低生育率和长寿化等出生、死亡要因决定的，乡城人口迁移的影响尚不能改变其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而中西部欠发达省区的老龄化，虽受本地出生、死亡两大人口变动的作用，但年轻人口大规模的迁出则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老龄化的发展趋势。由此，2000～2010年10年间中西部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率大于7%）的欠发达省区逐年增多，未到2010年即已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四川、重庆两省市2010年的老龄化水平分别居全国前两位。

　　二元社会体制使农村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更加困难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即使较欧美等发达国家发展较迟的日本，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也已达到1964美元。也就是说，这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属于“先富后老”。然而，主要由于“一胎化”计划生育控制政策的强制实施，使我国的人口转变提前完成，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其结果造成我国“未富先老”，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仅及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的一半。我国农村地区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2210.3元，仅折算267美元（按当时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1美元=8.28元计算），还不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0元）的38%，其说明相对城市地区，我国农村地区更是“未富先老”。

　　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要有经济实力。发达的经济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较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发达国家“先富后老”，应对人口老龄化自然要比“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好一些。但即使如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应对老龄化仍不堪重负。我国属于“未富先老”，单从经济条件看，应对老龄化显然要比日本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更加困难。相对城市地区，我国农村地区进入老龄化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267美元，可谓“穷途遇老”、“雪上加霜”，更加困难。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将造成我国农村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更是难上加难。首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造成显著的城乡差异，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保障水平低，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极差。农村大规模年轻劳动力迁向城市打工谋生，把老人留在农村成为“留守老人”。其次，长期在城市打工谋生的第一代农民工也将逐渐步入老年。他们虽然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为城市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一时难以获得城市居民户籍，不能久居城市，最后只能“告老还乡”。这些昔日城市农民工的告老还乡，与原来农村上一代“留守老人”又相聚农村。两代老人的先后“叠加”，将进一步加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及其应对的困难。

　　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探讨老龄化的应对战略及政策，仍然主要是以城市人口为对象，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及其应对问题仍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现在到了应该高度关注和研究的时候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