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  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胡振虎

    近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口增长属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模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控制，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仍然面临一系列人口问题：人口总量仍然较大，老龄化趋势加快，流动人口规模扩大，性别比例失衡等。我国人口总量增加、老龄化和结构性流动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冲击，人口管理水平亟待提高。我们需正视我国人口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提出完善新时期人口管理战略的对策。

　　虽然我国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人口总量增加带来的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将逐渐减弱，但是人口红利仍将持续较长时间，人口的潜在增长率不会受到实质影响而出现明显下降。人口流动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城市人口承载力应更多地以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为主要评价指标。提高人口质量、储备人力资本是国家发展的长远之计。完善人口管理战略应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实施移民、教育、医疗卫生、户籍制度、就业等公共政策的综合改革。

　　认清人口老龄化趋势，积极开拓老年产业市场

　　从世界人口发展历史看，人口老龄化具有巨大惯性，短期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因此，一方面，不应视老年人为社会负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体力、智力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各种不同能力会出现时点上的异质性。不能将老年人与负担画上等号，与老年人和谐共处会促进家庭和睦，增进社会福利。

　　“老龄社会”也孕育着巨大商机，与老年人相关的“夕阳红”消费是撬动内需的着力点。有学者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将未来应该重点发展的“老年产业”归为五大类：老年用产品领域、老年护理和生活服务领域、老年住宅和养老设施领域、老年金融和保险领域以及老年教育、文化、休闲等领域。

　　另一方面，关键是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简单放松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一定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真正有效途径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高教育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教育部门和生产部门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当然，逐步放开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对缓解人口老龄化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政府应在扶持老年产业的基础上，更多地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冷静思考“未富先老”带来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应客观面对老龄社会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的积极作用，老年产业能够推动现代服务业的纵深发展，并提升城市功能，但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尊重消费者主权，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不同于中青年的显著特征，比如恩格尔系数高，对食物需求呈现少、精、营养、健康等特点。因此，开发老年人食品应充分结合他们的特点。再比如，一般而言，中国老人都希望跟子女就近选择居住地点，即所谓的“分而不离”，房地产开发设计小区时即可考虑容纳几代人同时居住的混合模式，如连体亲情住房，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养老功能。同时，还可以考虑开发适合健康老人居住的“银色住宅”。

　　二是完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和功能弱化的家庭养老使得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尤为迫切，社会组织和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构建社会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的社会养老是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也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一定能够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用、老有所养”，发挥老年人的潜力和智慧，让他们多为社会做贡献。因此，制定针对老年人的产业政策时，必须结合老年人特点，充分发挥社区功能，推进家庭养老功能，并不断完善现代养老服务体系。

　　重点解决农村社保问题，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有研究表明，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1．67亿人，其中1．05亿是农村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城市老年人口比重为7．97%，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8．3%，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是城市的2．3倍。总体来看，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在2011年—2020年快速发展，2021年—2033年高速攀升，2034年—2060年持续高位运行。因此，应以农村为重点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保体系，一方面要分区域推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分步实施；另一方面要整合完善社保财政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很多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进程同步，而我国却出现了“未富先老”的问题。与此同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扩大内需难以启动的重要因素。由于有后顾之忧，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普遍存在“养儿防老”和“储蓄养老”的思想，很少提前或超前消费。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城乡统筹的社保体系亟待完善，同时应注意吸取拉美教训，防止因福利赶超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改善就业状态，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为了规范流动人口管理和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城市公共政策重心应该是完善和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改善就业状态提供保障。城市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是吸纳就业人口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要有与之匹配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适量的就业岗位。

　　首先，城市必须尊重人才。外来务工人员也是城市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应把他们真正当做城市的一员，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区域分割的心态。同时，改变简单依靠行政手段排斥外来人员的做法，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形成人口的合理流动。

　　其次，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逐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剥离依附于户籍制度的福利，建立国民信息系统，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保体系，逐步实现“同城同权”。充实身份证相关信息，以此作为享受居住地福利的条件。

　　再次，以医疗、教育、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一体化为基础，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最后，政府应该完善就业市场信息平台，为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公共服务，让劳动力有序流动，防止出现“盲流”，达到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完善城市功能的目的。

　　实施迎接人口变化的综合改革，破解人口难题

　　必须正视人口规模变大、老龄化和结构性流动问题，系统、全面地推进综合改革，破解人口难题。

　　一是完善移民政策。许多发达国家比较重视通过移民吸引国外优秀人才为本国经济建设服务，因此都有比较完善的海外移民管理制度，其主要管理理念是市场＋法制手段。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不会限制国内人口流动，但有不同形式的登记制度，比如美国的“生命登记制度”。而且，其基本公共服务能够覆盖全体居民，有着完善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号”。

　　二是合理规划城市布局，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规划应形成不同的功能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不同功能定位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区域分布。如果资源过分集中，势必会造成交通拥堵、上学难、就医难等社会与经济问题。应该分散核心区的功能和人口，结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变化，通过政策引导本地人口、外来人口在核心区、次核心区合理分布。同时，一些流动人口压力较大的城市，应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是继续完善公共政策预算管理体制。对于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公共服务预算应该考虑把常住人口作为主要因数。与之对应，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动态把握人口的结构变动。

　　四是提高金融体系的弹性。人口结构变动，尤其是老龄化会导致社会的整体融资能力下降和杠杆率收缩。今后，应不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增加直接融资比重，提高金融体系的弹性。除此之外，致力于起点公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改革应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