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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邹坞镇为例）
来源: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老龄办 作者: 李斌
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解决好广大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事关和谐社会构建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事。长期以来,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城市人口的养老问题,而对较为贫困的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却关注甚少。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使是农村新型医疗制度也还处于试点阶段，因此造成了目前农村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保障。而能否妥善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因此,深入了解和分析农村养老所面临的困境,探讨现阶段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是理论和现实都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
（一） 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农村历来基本实行的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这是当前中国农村使用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家庭养老是一种最完美的养老方式,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然而，随着我国正在发生的急剧社会和经济变革，家庭养老正受到来自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子女减少，家庭规模、结构和功能变化，流动人口增加以及价值观念变化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其功能日趋弱化：
首先，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农村家庭拥有子女人数减少,家庭人口的小型化,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不如城市取得的成效大,但使其拥有的子女数也大大下降,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从而使家庭供养老人的功能逐渐削弱。过去一般是一对夫妇供养一对老人,现在乃至今后一般是一对夫妇供养两对及两对以上老人,不仅财力上难以支付,而且精力上力不从心,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其次，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 直接影响着农村家庭养老。青壮年的外流使“空巢家庭”越来越多, 即使出外打工的青壮年能在经济上接济父母，但留守老年人需要承担劳务和家务的双重劳动,子女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打工在外难以较好实现。目前情况看来，在劳动和社会支持方面，留守老人参加劳作的频度强度均增大，而他们的社会支持则明显减弱；在精神状态方面，受到家人重视的老人的精神状态明显要好于那些长时间与子女分离的留守老人的精神状态。
最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传统的家庭养老形成冲击。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年轻人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孝道”等传统观念受到挑战，从而造成儿女对老人感情淡漠，抛弃、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农村老年人的独立意识也在增强，他们不轻易依附年轻人来养老。
（二）收入尤其是老年人收入缺乏保障。养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是养老问题的核心，收入保障是农村人口养老支持的核心所在，它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之下，农村的绝大多数老年人在经济上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在此种前提下，他们很大程度所依赖的只能是自我经济支持。目前我国老年人的自我经济支持力相当有限。收入水平来源狭窄，就业水平、储蓄水平“两低”是造成目前老年人个人经济支持力薄弱的主要原因。农村老年人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以及缺乏离退休金和医疗保障，个人收入主要依赖农业。农业收入的相对不稳定性，往往又使其养老自我经济支持的能力相当脆弱。而事实上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前面的假设是建立在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基础之上，一旦他们遭遇疾病或丧失了劳作能力，等待他们的将是收入来源的断绝和疾病的折磨。
（三）制度保障不健全或缺失。广大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长期游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政府对农村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救济和低保投入严重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养老保障政策很少惠及最广大的农民，各种待遇照顾也是寥寥可数，农村老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农村的低保制度也尚未全面建立。目前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还是极少数人,而这些人往往不是贫困的，那些大量真正的特困老人反而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到保障,基本生活难以维持。农村基于集体建立起来的传统“五保”制度因受到承包责任制和税费制度改革的冲击而未能实现应保尽保，甚至是应保无保。此外，农村建立起来的敬老院不是因为保障不到位而无人问津、名存实亡，就是因为门坎太高令收入低的老人望而却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敬老院充当的只是“形象工程”。
二、摆脱养老困境的路径分析
限于我国所处的转型时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完全的依托家庭养老还是完全依靠国家和集体的大包大揽都不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农村养老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兼顾。沿着前面研究其困境的思路分析解决路径如下：
（一）巩固并完善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传统的家庭养老是老年人的最佳养老模式。就老人而言,在家里居住,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家庭物质资源，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安排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保持原来的生活节奏；一方面老年人可以通过照料孙辈、简单的农业生产等方式在家庭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感；最重要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在农村有着浓厚“家文化”基础的国家来说，建立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基础上的家庭对于老年人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场所和空间,它是老年人获得安全保障的基点，是老年人感情和精神的源泉和归宿。
尽管家庭养老面临越来越大的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养老问题，仍将采取家庭养老的方式。因此，巩固并完善传统的家庭养老对于解决农村养老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首先，政府可以在某些较为贫困的地区试行“鼓励生一胎，允许生二胎，禁止生三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少生了4亿人，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政策制定的初衷。
其次，促使家庭养老由传统的道德软约束转变成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使家庭养老逐步由“伦理型”向“伦理型+法律型”转变：加强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大力弘扬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对善待老人的家庭,给予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奖励,提高子女赡养父母的自觉性；依法打击不尽赡养义务甚至虐待老人的恶劣行为,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和典型案例的教育作用；同时对部分由于子女残疾、失业等原因而无力赡养老人的家庭,当地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在就业、救济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
最后，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和改善农村家庭养老状况，将家庭养老由道德层面上升为制度层面。比如有些地方已正在试行的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以及可以考虑给有老人生活在农村的城市工作者在现有法定假期之外增加一定的“法定赡养假期”等等。
（二）提升农村经济支撑力，鼓励个人养老。如前所述，养老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个经济问题。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养老的经济支撑力。从宏观层面来说，财政应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让工业切实“反哺”农业,城市真正“反哺”农村。同时鼓励并采取一些优惠措施推动一些企业到农村因地制宜地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加农民收入。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应提高个人经济的独立性。目前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现状受其所处时代和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其储蓄情况和条件已经成为定局，土地已成为其目前拥有的唯一资源，必须由国家出面，无论是在土地政策上，还是年老农民的土地收益上，想办法使这一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年人的经济自我支持力。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应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鼓励其尽早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而不仅是仅仅指望子女。需要进行的储备不仅包括经济上的，还包括健康上的。
值得一提的是，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对于摆脱老年人对子女的绝对依赖性、提高独立性具有重要的作用。素质的提高，能够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增强竞争力，在就业市场上找到更好的机会，增强自我经济支持力。
（三）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措施。然而，在农村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制度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根据我国农村当前的现实,应该逐步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并在推进的过程中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
在条件较好农村,农民收入较高,农村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农民自我经济支持力强。此种情况下，可以在坚持低标准起步,坚持个人缴费为主、国家集体补助为辅的原则，坚持以个人账户为主的储备积累方法，坚持自愿参加与政策鼓励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坚持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制度等一系列条件的前提下逐步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同时，某些发达地区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养老方式互为补充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比如“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保险为补充”的“苏南模式”就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社区养老模式。
在条件差的地区，由于受集体、农民经济水平低的制约，不具备开展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但往往这些地区农民的养老需求最为迫切，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政府当承担这些地区的养老重担。首先，政府要调整财政分配格局,政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在欠发达地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就是吃饭和看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其次，完善社会化救济和“五保”供养制度。以确保能应对因突发灾害造成的养老困难以及无子女老人的养老问题。最后，政府应该对有老人尤其是有多个老人的家庭予以补贴。随着近年来通货膨胀的加剧，养老所需要的费用也在不断上涨，对于有老人尤其是有多个老人的家庭来说，赡养老人将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有许多贫困家庭因供养老人而愈发艰难。政府的补贴，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他们的这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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